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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写真：混在日本歌舞伎町的中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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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
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天，正赶上东京下大雪。那是从现在算起的十四年前，我，二十八岁。在此后，东京只下过有数的几场雪，而每当我站在街头，仰望被五光十色的霓虹点染的夜空中飘舞的雪花时，我总会看到那个序幕般的夜晚: 我在雪中的新宿街头踯躅而行，想找一个能够安身的地方。
1988年2月26日，我作为一名自费留学生，和朋友雷结伴，经由香港到达成田机场。在通过机场的检查时，那位穿着制服的海关女职员问了我一句什么，后来我明白，她可能问的是我是否携带了需要报税的物品，但当时我哪里听得懂，稀里糊涂地看着她，笨拙地说了句事先学会的日语“你好”。她显然看出了我的尴尬，笑着把护照还给我，示意让我通过。机场坐落于千叶县，离东京市区距离很远。在通往各地的众多巴士站牌中，我们一下子就发现了醒目的“新宿”两个字。
对！就是新宿！我们上了车。
为什么直接到新宿呢？我只是知道那里是个闻名世界的地方，据说寸土寸金，甚至于在我的脑海里，新宿就代表着日本。另外，我还听说过，新宿有亚洲最大的繁华街道——歌舞伎町，而且那里是著名的红灯区。80年代末期，在国内也能时常听到各种各样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红灯区”的传闻，但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很少有人亲身体验过，绝大多数是道听途说。于是，我对这尚未见过的“歌舞伎町”，充满了想象与向往。在汽车行驶的途中，我看着窗外的日本风景，密密的连绵不绝的雪花，像阴郁的天空中降落的白色千重樱，山峦和河流都被雪色遮盖，一片洁白。一缕微笑浮上了我的脸颊，在我的心里，激荡起好奇心即将满足的兴奋。
傍晚时分，我们在新宿西口的巴士车站下了车。天更阴了，雪一片一片地落到我们的身上，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的视线：我首先看到了新宿中心地带的那些高层建筑群。华灯初上，它们在夜色中仿佛通体都镶嵌着闪光的钻石，和我幻想当中的一样美丽。
直到此刻，我的感觉才真实起来。啊！我终于来到日本啦！我来到了东京！我现在正踏在新宿的土地上！面对着眼前伟岸的高层建筑，我的心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天气很冷，但我却一点也感觉不到。我取出一枝从中国带来的“红双喜”香烟，又递给朋友一枝，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圈在雪中荡漾出别样的花纹。呵呵，在日本吸的这第一枝烟的味道都有点特别。
我们不假思索地径直向歌舞伎町走去。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召唤吧！我们大踏步前行，甚至还哼起了小曲。不过，拖着这一大堆行李，在积雪中行走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更何况我们的目光还不时被路旁的景物吸引。
说到行李，初来乍到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因怕日本物价太贵，会尽可能地携带一应俱全的生活器具。在我的旅行箱里，甚至有一套硬塞进来的被子，有一些够我吃上一阵子的各色食品，如干鱼、干肉、香菇等等，此外，还有大米和菜刀。现在的新一代留学生们听了可能会觉得好笑，或是难以置信，但对于我们早期出国的自费留学生来说，那是很多人共有的经历。当然，我还没忘记带上一瓶自己爱吃的臭豆腐。后来，我遇到的大多数日本人对这一食物的臭味都退避三舍，但对我而言，它的味道却要胜过日本类似的传统食品纳豆，真的是“闻上去臭，吃起来香”，只要有了它，我就不愁吃不下饭了。
老徐说：“两个女的无所谓，就是她们走后，我们也好收拾。两个男的可没那么简单，据说会闹腾得很厉害。”我听得哈哈大笑。
接着老徐又说：“还有呢，有些旅馆，要是一个男的带两个女的可以开房，两个男的带一个女的就不行。”
“啊？还有三个人一起来的？”我惊讶地问，脑子里突然闪现出自己第一次和朋友来这里的情形，当时该不会让老板误会自己三个人是来这里干那个的吧？我的脊梁上开始冒出冷汗来。幸亏，那个程颖早走了一步。
“那算什么？日本人很流行的，叫3P。你没看过日本的色情录像带吧？有不少是几十个男男女女在一起干的。”
“日本人真她妈的变态。”我恨恨地说，“你说那些电视里的毛片是不是真干？”
“当然是啦。那叫AV。那帮姑娘很赚钱。”老徐说。
“可为什么要挡上马赛克？”
老徐想了想，说：“直接暴露出来是违法的。”
我笑了：“你说这叫什么鸡巴法律！露出来和挡上马赛克要都是真干的话，有啥必要呢？”
“哈哈。”老徐不怀好意地笑了，“你知道我在日本的理想是什么？”
我看着他色迷迷的笑脸，立即心领神会：“我知道，不就是当毛片的男演员么？”他狂笑不已。
此后有一天，旅馆的女主人临时出去，要我们帮她坐在窗口收钱。我就有了亲眼目睹情人旅馆的客人是什么模样的机会。一对年纪相差悬殊的男女来登记。男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子，已经秃顶的大脑袋泛着油光，看上去是个有钱的老板。女的顶多二十五岁，面貌姣好，尽管是在初春，却穿得很暴露，大片雪白的胸口引人遐想，身材凹凸有致。我不禁多看了她几眼。等俩人拿了钥匙进了电梯，我和老徐都不禁唏嘘起来。
过了十几分钟，我想到那个美女可能正在听任糟老头子的占有，心里简直愤怒不已。老徐大概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思，突然问我：“想不想干日本女人？”
“有点想。”我说，“你干过没有？”
老徐遗憾地摇摇头：“没有。”
我说：“街上不是有很多色情店么？花钱就行啊。”
老徐一撇嘴：“谁说的？日本鸡他妈的不接外国客，让中国人进的店里不是泰国人就是菲律宾人，要不就是自己人。”
“那怎么办？”
“呵呵，学好日语呗。等你的日语说得和日本人一样，谁也看不出你是外国人了。”
那老头子和美女走后，我和老徐一起进了房间，发现避孕套竟然没用，忍不住又恶毒地骂了老头子一顿。床上凌乱不堪，想想那样年轻美丽的女孩子就在这里把自己的青春身体奉献给一个可能比自己的父亲还年长的老家伙，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不平等的现实世界。
在情人旅馆工作的事情，我后来没有和语言学校的同学们说起。那间学校的学生中，七成左右来自中国内地，他们都很年轻，在课间叽叽喳喳的，谈论最多的就是打工的情报和经验。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我，还有两个年纪比我还大的：一个来自东北的吉林，叫范勇；一个来自四川，叫陈海波。我们三个“老同志”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对于那些年轻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的样子很看不惯。
有一次，那帮年轻人说晚上要组织集体去玩，有的人竟然说请假不去打工也要参加，真是不知道生活的艰辛。我们三人都表示拒绝了。过了几日，这些小孩们拿了一些照片来散发传看。我看了几张，不禁笑了。照片上，他们全体在一家情人旅馆前合影，接着是分组留念。那家情人旅馆的霓虹灯确实很漂亮，但他们肯定不懂其中的含义。我想周围的路人肯定也被他们吓坏了，好像没人会如此堂皇地在那里留影。范勇和陈海波见我在笑，就问我是为了什么，我这才给他们讲起了我在上学前的这份工作。他们听了也笑起来。但当我问起他们的工作时，他们却有些支吾。
不过，情人旅馆清洁工的工作收入实在太少了。随着我学会的日语简单会话多起来，我开始努力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在高田马场车站附近，我看到一家日本料理店贴出了招聘的告示，就去应征。一个小个子日本人和我见了面，他五十来岁，姓佐藤。他神色和蔼，耐心地听我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还帮我纠正了一个语法错误，然后告诉我，我被录用了。于是，我每星期有三天来这里，在厨房帮忙，做他的助手。主要的工作是切鱼、洗菜，有时也帮他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最后是洗碗，每小时七百五十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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