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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印尼求学坎坷曲折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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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印尼，童年和少年都在印尼度过。小学至高中也是在印尼就读，回忆起在印尼求学的日子，心里就会泛起一阵痛楚，那时因家里兄妹多、父母负担重，我几次辍学，又几经争取断断续续读完高中，说起我的求学生涯，可说是一条坎坷曲折之路。
读小学：随父四次转学
父亲1927年随兄漂洋过海到印尼，10年后我在印尼椰城出生，第二年便随父母迁居印尼苏岛南部的一个小县朱鹿，父亲任该埠中华学校校长。日本南侵，朱鹿中华学校被封，父亲失业，我们只得到农村去种些木薯、菜过日子。二战结束，父亲复任校长，我便在这所学校念小学。
到1948年，父亲因患胃病，当地无法治疗，便辞职到椰城去治病。随后，父亲在友人介绍下任茂物正中中学教务主任，为了减轻父亲负担，我读五年级那年，和两个弟弟转到合由兰旧区培英小学就读，住在在椰城日新中小学任教的伯父家里。
在正中中学工作几个月后，父亲因得知西加里曼开文岛宣中华学校拟聘一位校长，便又辞去教务主任一职。因此我和兄弟等又随父母到西加里曼丹文岛宜去，两年后我在这所学校小学毕业。
这时父亲的胃病不但没治好，越来越重，加上水土不合，父亲又不得不离开文岛宜，于1950年初到苏门答腊南部的属于巨港的芸林县，父亲在那里担任中华学校校长。
我小学毕业以后，也跟随父母到芸林去。由于父亲要负担我哥哥在椰城八华学校念初中的费用，还要买药治胃病，家中经济雪上加霜，芸林又是一个小地方，没有初中，因此经济条件和居住环境都不允许我继续念初中，而且父亲也希望我从商。为此我在家待了几个月之后，便于1950年4月到离芸林约200多公里远的路勿灵教去，在父亲的熟人卢蔚文的联华号店里当店员，当时我才13岁。
当店员：萌发升学欲望
我在联华号当店员，工作了8个月，1951年初，为了能更好和家人住在一起，照顾弟妹，我便辞去联华号工作，到父亲所住地方萌古莲的建成号杂货店当店员，工作情况大致上和在联华号一样。我比较好动，又不安心工作，感到萌古莲这个地方华侨青年很少，冷冷清清，在这里前途渺茫，生活无聊，每天都想着要离开。
1952年6月，我毅然离开了萌埠，回到我原来工作的联华号，当时联华号已有好几个店员了，不需要人，我便被介绍到一个福建人的店铺益源号工作，这个老板比上两个老板更苛刻，老板娘对我们更是动不动就骂。在益源号工作了约半年后，联华号老板要在离路勿灵敖约100公里远的路必开藤店，需要人帮忙。我希望学一点技术，于是决定学做藤工，从1953年元月起，我成了联华号的藤工学徒。
当时，那里有一间由华侨办的小学，只有20多个学生，请了一位教师，这个老师是我父亲在朱鹿的学生，他每天在课外时会到我的店里来找我，和我谈谈祖国进步的情况，还借一些进步的书籍给我看：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使我大开眼界，看到一些到外地去念中学的朋友，羡慕不已。在这位教师的鼓励下，我产生了强烈的再升学念书的愿望。
当我把这个愿望向父亲提出时，他一口回绝了我。这时，哥哥已初中毕业了，为了减轻父亲担负两个弟弟的升学费用，他便不再念高中，回到萌古莲中华学校教书。我走投无路，只得征求哥哥的意见，问他是否能够资助我去升学，只要负责我一学期的费用，以后自己想办法解决。虽然哥哥工资不高，但为了满足我升学的愿望，还是答应将他一部分工资资助我念书，就这样，我升学的愿望在哥哥的帮助下实现了。
念初中：哥哥资助上学
1953年6月，我辞去藤工学徒的工作，回到萌古莲去，当时，父亲看到我升学的决心很坚定，不得不替我买船票，送我走。从此以后，我走上了半工半读的生涯。
萌古莲距离雅嘉达和巨港这两个大城市都比较近，但生活水平却很高。我怕哥哥负担太重，因此没有去那两个城市，便选择了生活水平较低的爪哇三宝垅的新友中小学。
念初中那年我已16岁，第一学期里，除了哥哥每月寄给我一点生活费用外，父亲有时也寄一些零用钱给我。由于在社会上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深感学校生活的幸福，因此学习刻苦，在第一学期成绩达到了优等生标准。在我把情况向校长谈了之后，他同意我从初一下学期开始，在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上午念书，下午管理图书，就这样，我以在图书馆工作得来的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
那时我总觉得自己充满着活力，自初一下学期起到初中毕业，我一直担任班主席工作，还兼任学生会文书、出版部、学习部、副主席等职，在初三上学期时还兼任三宝垄华校中学生联合会副主席一职。期间曾获得学校二度优秀学生奖章和一些节日比赛的奖品。我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念完了初中，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生活过得既俭朴又愉快。
1956年6月，我初中毕业，本想继续留校升高中，无奈这时雅加达有个远亲叔婆的大孩子因坐摩托车受伤死去，家里蚊香厂和酱油厂缺人看管，要我前去帮忙，可以一边念书一边工作，当时我想这也好，到大地方可以增长知识，叔婆那里的生活环境也不错，因此我便离开了三宝垄赴椰城去了。
上高中：因排华两度辍学
在那里，我早上做工，下午在中华中学念高中。幸福自由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但好景不长，到了1958年印尼政府教育部颁布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学生不许在华校念书的法令，我当时正在中华中学念高二，由于父亲来不及脱籍，我被视为印尼籍，只好转学入教育基金会籍民学校(雅雅善学校)重读高中二年级，接受印尼教育。
这个学校是刚办的，学生都是从华校转来的被列为印尼籍的学生。为使学校很快走上正轨，安定学习秩序，学生会很快组织起来，干部都是在各华校学生会担任过工作的，我被分配到校学生会福利部和体育部工作。从第二学期开始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不叫家里寄钱，利用每周6节课的上午时间兼任日新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老师。但是我亲戚坚决反对，加上学习繁重，学生会、班会又有工作，最终，教了半年我便辞职了。
我的印尼文基础较弱，对学习印尼文又不感兴趣，因此学习成绩不理想。1959年4月，我参加了印尼全国统一会考，由于德文二分(死分)而不能毕业。而我对参加社会工作却热情高涨，当时，我正处于血气方刚的年龄，积极参与各项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活动。在学校时，我就参加了印尼青年协裔会，在那里担任一些社会职务。这时印尼发生反华排华事件，华裔印尼籍人进印尼大学处处受到排斥和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于1959年6月休学了。
休学以后，我在一个亲戚的店里当职员，后来印尼的反华、排华事件越来越严重，祖国开始派接侨船接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的华侨，资助经济贫困的华侨子弟回国，当时我已厌倦了眼前的生活，一心想着回到祖国。
回祖国：完成大学学业
当我知道回国经费可以解决时，高兴极了，便把决定回国的想法告诉父亲，父亲说：“你要回国是可以的，不过费用自己解决。”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只要人能回到祖国去，我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带。到祖国后，做什么都行。就这样，我便集中精力和其他人一道料理约500名同学的回国事宜，我们还积极向外募捐，总额达50多万印尼盾，根据不同人的经济情况，资助了约60多位同学回到祖国。
1960年7月，我领到了驻印尼总领事馆发下的归国证明书，当年9月13日，我在回国同学会资助下，和400多名同学一道，乘上“东汉”号轮船，离开了久居的印尼，于国庆节前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在广州逗留了11天，我被分配到厦门集美华侨校补习，编班于大先文科班学习，1962年10月，我考上了华侨大学。
1968年9月大学毕业，我先分配到湖南洞庭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后转到福建崇安武夷华侨农场和宁化泉上华侨农场。1984年5月调到三明市侨办工作，1992年3月当选为三明市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直到1998年退休。退休后，2000年11月，三明市成立客家联谊会，又聘任我为第一届理事会驻会副秘书长。
我这一辈子算不上大起大落，但是总的来说来和“侨”字结缘一生。尤其是在印尼求学的那段日子让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来源/福建侨报；胡海岳，男，现年69岁，退休前任职于三明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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